殷宪：北魏平城书迹

2014年

《中国书法》

第4期

北魏平城书迹综览

殷 宪

云冈石窟

北魏平城百年，即从公元398年至494年。这在以往的中国书法史几乎是一片空白。依着中国尊夏抑夷的传统史观，南北朝历来以南朝为正朔，北朝虽大虽强，却是戎狄所立，不得觊觎嫡乳之位。所以，北魏平城时期乃至整个十六国至北朝二百多年，在平城（今大同）这片土地上诸多民族在融合过程中产生的包括书法在内的绮丽文化，难得史家、书家一眼正视，或没而不传，或传而不显。北魏初建都平城时期的书事活动固然繁盛，其实在公元295年至398年，即自拓跋代分为上谷、平城、盛乐三部及十数年后以平城为南都再到正式建都平城，这里已是一片书法沃土。据正史载，公元295年桓帝猗㐌“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公元304年桓帝“使辅相卫雄、段繁，于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以记行”，公元305年“桓帝崩……定襄侯卫操，树碑于大邗城，以颂功德”，316年穆帝卒后，卫雄等人于小平城附近封土立碑，390年太祖击刘卫辰，“于棝杨塞北，树碑纪功”，等等。[1]上举这些碑石，我们现在看到的便只有316年的“（代）王猗卢之碑也”六字残石了。

平城建都后，刻石立碑而传世者，除了众所周知的太武帝嵩高灵庙碑、华山庙碑、太武帝东巡碑，太武帝嘎仙洞祝文，文成帝南巡碑之外，尚有440年太武帝为保母窦氏（惠太后）在崞山（浑源麻庄）“别立后寝庙于崞山，建碑颂德”之事，有460年文成帝为乳母常氏（文明昭太后）于鸡鸣山“依惠太后故事，别立寝庙……树碑颂德”之举，更有方山永固陵“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颂太后功德”，太和五年至八年（481—484），“太后立文宣王庙于长安，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等等。[2]而公元451年崔浩在平城西三里刻立并遭毁坏的百多通《国书碑》和《五经注碑》更是中国书法铭刻史上的一曲壮剧悲歌。代魏平城作为南都和初都的二百年，可谓碑铭遍地，异彩纷呈。这与魏晋以还南朝禁碑形成鲜明对照，只是后世国人并没有将这些散落于塞上的北碑放在眼里，所以存者少而未彰。

本文旨在将北魏都于平城百年及其前其后残存的碑石砖瓦及墨记书迹依形为类、依时为序，就其历史背景、书法艺术及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和于当下书法创作中可资借鉴的意义略作陈述，以使北魏平城书法真正成为当前和今后中国书界重点关注的一个课题。我所谓平城书迹，含义有二：

一是产生于代魏平城时期的书迹;

二是虽非平城时期却是近年出土于北魏故都平城（今大同）一带的北魏书刻文字，而于那些由魏都平城派遣职事官员和皇家工匠在外地书刻的重要碑铭同样予以关注。

北魏　大代华岳庙碑复原整拓图

北魏　大代华岳庙碑　选自民国上海有正书局影印刘鹗旧藏海内孤本

代魏平城时期的碑铭

代魏百多年的平城时期，特别是在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地创立的众多碑石怕是十不存一了，兹就手头有限资料分述于下：

1.《代王猗卢之碑残石》

民国年间柯昌泗从山西购舁回京，拓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图版见于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一书。罗振玉《石交录》云：

代王猗卢墓碑残石，存六大字，文曰“王猗卢之碑也”。予门生柯燕舲昌泗得于山西，其阴刻有狩猎图。审其文字，殆碑额之末行，王字之前行，末必为代字……此石殆立于晋之中叶，下距昭成建国尚二十年，故书体在隶楷间。[3]

关于“猗卢碑”本事，正史可找到踪迹。公元308年，猗卢总摄东中西三部后，多次出兵助并州刺史刘琨击退匈奴刘虎、刘聪和石勒，被晋封为代王。316年，猗卢与镇守小平城（今山西朔州西南梵王寺村）的儿子六修内讧，讨而不胜，南逃雁门关内为六修追杀。《太平寰宇记》与代县方志皆记代县境内有“拓跋陵”“拓跋猗卢墓”。穆帝死后，其辅相卫雄、姬澹率晋人及乌丸三百余家，随刘琨子刘遵南奔并州。此碑当为卫雄、姬澹等南奔时所立。其实前此十年的306年，为故去的桓帝猗㐌在大邗城立功德碑的卫操及其侄卫雄同为代郡卫氏。而中国历史上的书法世家河东卫觊、卫瓘、卫恒、卫铄等名家同样是代郡卫氏。据《晋书·卫瓘传》：

卫瓘字伯玉，河东安邑人也。高祖暠，汉明帝时，以儒学自代郡(今大同市阳高县)征，至河东安邑卒，因赐所亡地而葬之，子孙遂家焉。[4]

可见魏晋间北留代郡卫氏与南迁安邑（今夏县）卫氏一样以书法名世。

北魏　代王猗卢之碑

2.《中岳嵩高灵庙碑》

太武帝太延二年（436）的《中岳嵩高灵庙碑》是迄今所见北魏平城时期的最早碑石之一。碑阳可读四百余言，记造立中岳庙殿功德。碑阴存三百多字，列建庙立碑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名讳。如，内者令、领大长秋卿、洛州刺史尉迟初真、大鸿胪卿豆卢某，以及众多台遣画匠、台遣石匠、台遣材匠等匠人。台遣即由京城平城差遣之义。碑首有篆额“中岳嵩高灵庙之碑”八字。清康熙至乾嘉间学者黄叔璥《中州金石考》、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武亿《授堂金石跋》、吴玉搢《金石存》、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于《中岳嵩高灵庙碑》皆有著录。

北魏　嵩高灵庙碑（原石）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其碑阴为神品，碑阳为高品上，并总述其书风“体兼隶楷，笔互方圆”。愚以为“嵩碑”之阳古拙无伦，然点画略显生硬和体势略显僵直。碑阴则在古拙之外又重之以“高美”。第一列“领皇〔后〕大苌秋使”，“洛州刺史扶风公尉迟”的奇逸之风致，尤其是“大苌秋”“使”“史”等捺笔的开张，“扶风公”“初真被”“庙殿”结体用笔的沉雄峻美，只有比它晚六十多年的南北名碑《瘗鹤铭》和《石门铭》方可仰其项背。

《中岳嵩高灵庙碑》的创立时间，自宋赵明诚《金石录》“后魏《中岳碑》，太安二年十二月”后，[5]历来都从此说。清人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不仅附和太安说，而且将碑阴的“征北大将军、侍中、大鸿胪□卿城阳王豆卢□□”误释为“征北大将军侍中□□大□□□□□□城□王恒□”，[6]可谓离题万里。而此豆卢某某正是太武时“诏大鸿胪卿杜超假节、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行征南大将军、太宰，进爵为王，镇邺，为诸军节度”的太武帝舅氏杜超的胡名。若是文成帝太安年间，杜超已不在世，而立庙树碑的太延元年至二年（435—436）正是杜超镇邺之时。关于《中岳嵩高灵庙碑》的书丹人，经我再三辨识，知为“洛州行职王吐久万书也”。这位王吐久万，汉姓胡名，据姚蔚元《北朝胡姓考》，乌桓、高丽、冯翊羌均有王姓，此人应是诸胡中的王姓。

北魏　嵩高灵庙碑清拓

北魏　嵩高灵庙碑（原石局部）

北魏　嵩高灵庙碑清拓（局部）

3.《皇帝东巡之碑》

《水经注·滱水》记为《御射碑》。并云：

徐水三源奇发，齐泻一涧，东流北转，迳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石文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经五回之险邃，览崇岸之竦峙，乃停驾路侧，援弓而射之。飞矢逾于岩山，刊石用赞元功。”夹碑并有层台二所，即御射处也。碑阴皆列树碑官名。[7]

《魏书·世祖太武帝纪》云：

太延元年冬“十月甲辰，行幸定州，次于新城宫。十有一月乙丑，行幸冀州。己巳，校猎于广川。丙子，行幸邺，祀密太后庙。诸所过，对问高年，褒礼贤俊。”[8]

御射之事应在此次东巡“恒山北行而归”的路上。[9]《中国书法》刊林鹏先生《寻访御射碑记》，详述了他在家乡河北易县访碑的详细经过。[10]从其家乡易县南管头村的井沿砌石中找到了下部残石，并说上面的一半仍淤在一处沟泥中。林先生所谓确切地址，就是北京大学罗新君在他的《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中说的，“东巡碑立于今易县南管头之南画猫村漕河（古徐水）西岸”。[11]新近张永强先生又据《水经注》找到了三处御射碑残石，异地而同文也。[12]。